全球瞩目下的明朝：谁在对其围猎？

• 2026-08-17
• 资讯中心

明朝末期的国际及国内局势交织，形成了一个令人堪忧的局面。这一庞大帝国似乎处于众矢之的之中。在内部，三大商帮（晋商、徽商、闽商）与文官集团勾结，形成了实质性的利益联结，逐渐掏空了皇帝的财政，并削弱了边疆防线，致使国家的财政基础岌岌可危。外部则面临诸多威胁，建州女真在东北崛起，西北地区蒙古各部频繁骚扰，东南沿海被倭寇肆虐，而荷兰和葡萄牙分别占据了台湾和马六甲，西班牙从美洲输入的大量白银也几乎全被私商截留，这些钱财朝廷根本无法税收。内外力量如同约定好了似的，四面八方持续侵蚀明朝这座庞然大物，最终将其围猎殆尽。

清朝创立者皇太极对此有所言，他在崇德七年松锦大胜后表示，攻取燕京就像砍伐大树，必须首先削弱根部，才能使树木倒下。他指出，明国的精锐兵力已基本消耗殆尽，而自身的力量正在不断增强，因而很快就能攻陷那座城市。这种只砍根部的策略成了后金“放血战术”，而内部的晋商和东林党的行为，则为这把斧头提前磨好了刃。虽然皇太极在世时并未看到明国的覆亡，却留下了体系化的“耗国战略”，通过内部的“带路党”刚好扳下大树的骨架，外部势力则持续掠夺，最终由八旗完成对已被掏空的明朝的收割。

若将这一历史理解为“国与国之间的战争”，则难以掌握其真实面貌。因为参与这一围猎的“国”许多并非完整的国家，建州女真并无统一政权，荷兰东印度公司是私人企业，倭寇大多是中国的私商，蒙古部落内部也在不断争斗。尽管如此，这些势力却表现出了高度一致的集体行动：共同对明朝发动围猎。这显然不是偶然事件，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角力。直到今天，这场战争并未结束，只是战场的焦点从辽东长城转向了半导体产业链，从白银走私转变为芯片禁运。而当今与五个世纪前围猎明朝的人，实际上是同一文明原型的延续。女真八旗变成了反华联盟，披上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外衣，如今的外交舞台上有了华盛顿的智库、布鲁塞尔的官僚、东京的半导体盟友、海牙的仲裁机构，他们所使用的武器则换成了技术封锁、金融制裁、舆论操控与颜色革命。

而这些“带路党”也经历了世代更替，从三大商帮和东林清流演变为如今某些“国际化”背景的资本、某些热衷“普世价值”的舆论操纵者，以及把资产转移海外视为“资产配置”的豪门。他们与皇太极时期的晋商如出一辙，借助国内的免税待遇换取海外结算的便利，一面在“开放”的口号下破坏自主产业链的屏障，另一方面则为了小利走私稀土等战略资源，并用“与国际接轨”的叙事将核心产能送至限制自身发展的敌手。

他们依旧如同五百年前般浑然一体，内外勾结，持续放血，试图重演往日的盛况，期待新八旗再次伐树：先削弱芯片产业，再压制工业软件、稀土精炼和航运保险，直至令这台超级工厂停止运转，然后由现代的“联盟体系”接管收尸。皇太极所说“取燕京如伐大树，须先从两旁斫削”，今日五角大楼的战略文件中亦有类似表达，只是语言变得更为隐晦，称之为“脱钩”“卡脖子”和“去风险”。尽管口号更新，所用手段却没有改变。然而，他们却低估了明朝的曾经，其末日并非来自外来力量的侵害，而是内部的蛀虫自毁根基所致；而今天的中国，深知昔日围猎的教训，对白银怎样流失、八旗的刀剑是如何斩下的记忆犹新。因此，今日的中国在被侵蚀的同时，也在努力自我修复，一边应对外部压力，一边增强自主能力，为最终的对抗做好准备。

若谈及中国为何成为其他文明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根本原因在于华夏文明本身所蕴含的致命魅力。在当前形势下，这一威胁尤为明显：正是中国正在构建一个可以实现自主循环的全产业链集群，随着集群的复杂性逐步提高，其演变速度也在加快，已经向指数型增长迈进。这一趋势将不可避免地动摇其他发达国家的根基。这并非今日之事，而是这一文明自古以来就具备的基因。

历史上出现过多个“制造中心”——工业革命前的尼德兰、工业革命后的英国、二战后的美国及冷战后的日本等，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：当产业达到一定规模后，产业链便会向外迁移，导致国内金融化与去工业化，最终被新兴工业国取代，而这游戏似乎在中国这里被终结了。中国在取得经济成果后并没有将工厂迁往越南、印度或墨西哥，而是继续在全产业链上昆虫爬升，无论是服装、智能手机，高铁、核电，直到航天与AI芯片，各个环节都在加紧自主推进，越发完备的内部循环使得外部依赖逐渐降低，进化速度也日益加快。